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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落月先生
2012，回家过年，农村观察再记录
序言
这一篇文章，本无意去写，去年之间，个人境遇发生了许多变化，终于肯放下青春岁月时的那些激扬的梦想，放逐那些对这个世界和众生的渴望和幻想，努力洗缺自己身上的刀兵气，开始心平气和地于大时代中，安稳地做个小人物，谋生活的安谧，谋俗世的幸福，谋生命的一隅盛开。
至于过年回家，面对那个既爱又恨的乡村，面对那些既不忍又心生怜惜的父老乡亲，仍然是有所感悟和触动，虽再生涟漪，或因心境不再，年华已渐老，固有一些内心的悸动，也慵懒得很，不愿让自己用心力去思考，去诉诸于笔端。
节后回城，城市的光鲜陆离，儿女情长的纠葛，职场中的云波雾绕，等等，这一切似乎又让我瞬间就将乡村遗忘。又开始了在城市中又一年的轮回，就像一场戏的幕布再次拉开，至于我，也要穿上西装戏服，擦亮皮鞋，系上领带，面带微笑，全身心地投入到这样的，我所选择的戏分中去了。
如是看来，回家之行，像是从台前回到了幕后，我天真地以为。可是错了，幕后仍然有围观的、甚至是更苛责的观众，他们也会拿着“成功学”的放大镜和显微镜来检查我——这样一个从农村、通过读书到城市中的演员。幕后又置换为了前台，我不得不再次面带微笑地回答他们的问题：做什么工作？能挣多少钱？买房子和车子了没有？什么时候结婚？
其实，所有的问题总结起来，无外乎是他们想知道，我在外混得怎样。无论是亲友们善意的关心，还是那些带着嘲讽的笑，试图来戳破我身上或有或无的光环（我是我们村，甚而是附近好几个村唯一一个读了不错的学校，并且读了研究生的），要把我与他们家的孩子比下去，试图来证明他们的孩子在外打工，早已娶妻生子，并已回乡盖起了两层楼房等这些成绩要比我优秀，比我混得好。
我不是一个好演员，起码回家不是，在父母眼里不是。我向来是带着谦卑回家，也从来不肯按照父母内心的期望，能够装扮出“衣锦还乡，携妻带子，荣归故里”的样子。虽然那些人并不是说真话的孩子，可我何尝有扮演过穿着新装的皇帝的念头？
世事艰辛，国家和时代都让人无法热情起来，大家都不过是匆匆的过客罢了，各安本心地活着，精彩也罢，潦倒也罢，何必非要用别人的法则来当作自己的枷锁？对于看客文化，我向来是不肯长袖善舞地去迎合的。
在家几日，拜谒乡邻，饮酒，做谈笑风生状；闲暇时，走于田间，夜深时，安享乡村的静谧，与父母长谈，耐心地给他们解释自己关于工作和爱情的选择。可乡村的诸多变化，还是像一个不速之客一般闯了进来，并且跟随我一起来到了城市，逐之不去。
节后回城，与师长友人们聚，师问，回来后，可曾有打算写一点什么？我笑说，已经热情不在了。他说，不如写一写吧，如果你能坚持写个十年，或许可以有点价值。这几天，我也在想，不如写一写吧，不期冀能有多少价值，网络时代的人们、文字和声音都是轻浮的，很快就会被淹没，而只是希望能给自己曾经所读的那些书一份慰藉——虽然现在我仍是以书生的底色而入职场的江湖，更希望能让自己或曰是强迫着自己，还能在这个喧嚣的社会中，保持一份小小的思考。
因为这些原因，也就有了这篇文章
一、市场经济下的乡村
去年间，在乡村中，养猪的人家开始多了起来。目前生猪的价格是8元左右/斤，一头猪半年能生长到200斤出栏，扣除饲料等成本，能赚900元左右。如果一个农户一年能出栏100头猪，也就可以赚到9万元。当然前提是不要发生疾病死亡的现象，隔壁的叔叔说，对于市场的价格，他们也不知道如何去把握。只能猪养好了，等人来收购。我说，没关系，请放心，生猪的价格应当是不会降下去的（猪肉的价格作为经济的指标因素之一，加上通涨等原因，我想，应当是不会降下去的。）
这种普遍性的行为，固然大多数由于“跟风”而引起的自发经济现象，但无疑是于市场经济的大环境是密不可分的。或然，也可以看作是市场化经济对于农村影响的一个缩影罢了。只是，在这其中，村委会、镇政府却没有很好地介入其中，发挥出指导作用，诸如对于销售市场的把握和引导，技术的支持等。此外，由于农户的分散性养殖，也带来了对环境的破坏和污染。猪粪未经处理就随意地堆放，夏天雨水来的时候，就会导致污水肆意流淌。这对于仍然依赖直接取地下水引用的农民来说，是一个健康的隐形炸弹，。去年夏天，我曾回去一次，发现猪圈附近，苍蝇甚多，四处乱飞，村子里也如是。父亲说，现在养猪养鸡的多了起来，所以才如此。
这种自发的，分散的小农经济也可以说是无序化乡村秩序的一种体现罢了。倘若经济环境有变，生猪的价格已经开始下降，而他们由于信息的闭塞，也许将无可避免地面对滞后反应所带来的经济损失。
大家都知道这几年，经济方面，通货膨胀是有些严重，连农村的人们也都在不可思议地说，为什么钱越来越不值钱了？当然，于此同时，他们也会很欣然地接受外出打工所能取得的劳动报酬也提高了许多，目前一个有技术的建筑工人，在城市里，每天都可以开到200-300元的薪酬。这也难怪他们会普遍地说，读书有什么用，打工也挺好的。
去年间，民间借贷问题成为一个社会性热点，回到乡村后，发现也如是，但一般的利息都是1分或1分5。农民从国家那里取得贷款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而银行的存款利息又太低，这也就导致了很多人在手中有了一定的闲钱之后，就会主动寻找途径放出去。
还有一个新问题，在我的故乡已经出现，土地也开始进入地下交易市场。目前，村上的土地仍然是1995年前后，按照人口平均分配的，此后，据当时的政策说，是三十年内不再分地。无论在此期间，是人口的出生或死亡，是外迁或内迁，土地还是维持在当初的状况（诸如我已经入城市十余年，名下还有4亩的土地）。由于前几年，打工经济的兴起，以及大家对于种植农业的倦怠，当然也由于农业产出价值不高的原因，许多土地都会被再次承包出去（每亩地每年400元，据说目前已经上涨到了700元）。但这次回家，却听说，土地可以私自买卖（价格是2万左右每亩），村上的一户人家就以2.2万元/亩的价格卖了两亩土地给另一户以供其建造房子所用。我母亲也在聊天的时候说，如果有人愿意收购，她就把我们家的土地卖掉大部分，然后以供我在城市中买房子所用。可这种商品化交易，是没有得到公权承认的，甚而是违法的，按照的是一种古老的乡村契约精神。
农村土地私有化的问题，在学界也讨论了许久，目前国家在这方面，一直是不肯承认，可现实问题已经发生了，土地已经开始进入了市场流通。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孤例，但我想，这或许是一个需要直面和思考的问题。三十多年前，凤阳小岗村的农民私下搞土地承包，由此而掀开了一场农村土地改革的幕布。那么，现在农村土地交易的这种征兆，能否又会带来一次改革的契机呢？
再说一句，我一直认为，农村的土地问题是一个隐疾。如果这个问题能够解决，或然可以释放出很多的能量，甚而是解决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私有化与否，私有化以后，是否会带来农村土地的兼并，城市资本是否会席卷农村的土地市场，是否会动摇立国之本等等。或然，不是朝夕可以解决的吧。
几年前，在读书的时候，我所持有的思考，对于市场经济对于农村的侵袭，还多是批评乃至批判的态度，可，无论怎样，这种改变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不仅影响了农民的生活方式，价值判断，也在某种程度上重构了乡村。在这场变化中，国家何在呢？
二、宗法制乡村的飘摇与瓦解
我曾经在文章中说过，随着集体主义下农村合作社制度瓦解之后，这三十年间，国家对于农村的权力触角是逐步的收缩，村社一级已渐渐形成一种权力真空的状态。当然，这有几方面的合力原因，无论是国家的制度性层面还是农民本身的层面，我也曾经说过，虽然百余年过去了，但目前的中国农村仍然还没有走出鲁迅笔下未庄的缩影。
我们村，聚族而居，乡邻之间，更多时候维持秩序依靠的是一种由血缘关系亲疏而建立起来的法则，也就是老人们所爱说的“老古理就如此”，可现在，这种很多人都认为该如此的法则，却不再被大家所遵循。诸如，亲情关系的淡漠。兄弟阋墙，父子成仇的例子甚多。除夕那天，村上的一个七十余岁的老人，自己在两间小屋内以馒头咸菜打发了一个所谓的新年，而他唯一的儿子，并没有将他的老父亲请到家中，过一个团圆的节日。村人提到此事，多摇头唏嘘不已，而这只不过是一个缩影罢了。
记得年少时，家族中若有红白喜事，会有很多亲戚到场，用社会学的理论，礼物的交换作为一种半自愿半义务的形式，在社会秩序的建构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可近些年来，亲戚们渐渐疏远，除了直系亲属之外，大家也都不再愿意参与到这种秩序的构建中。用父亲的话说：“现在大家都如此，都丢了，都不再来往了。”
人，开始成了孤立的个体。金钱成为了衡量的唯一法则，所谓亲情和道义已经不再，甚而连礼义廉耻这些也不再被遵守，卖淫、偷盗、赌博等等，开始逐渐地常态化。老人们提及此事的时候，多半只会摇摇头，叹说，时代已经变了。
变了的不仅是时代，更是人心。至于所谓的老人，也只能在空巢化的乡村中踯躅前行，他们对于儿女已经无能为力。子女结婚之后，他们就要被分家，然后另选一处土地，盖两间小屋，独自生活。至于子女的义务，也无非就是供给他们一些面粉和不多的金钱（按照乡村约定俗成的条例，多为一个老人一年1500元左右的赡养费用），至于老人们的内心的孤独，他们对于亲情的渴望，子女们是不会去关心和在乎的。除此之外，如果子女们外出打工，他们还要承担起看护那些“留守儿童”的责任。
我写这些，并非是要反对什么，或是抒发什么哀愁，我只是想客观地记述，记述这些我认为并不正常的状况。虽然，在乡村，这已经是一种病态的且常态化的现象（诸如村上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有两个儿子，孙子辈也都已经成家，而她这几年，一直一个人住在路边一个9平方米的小屋内，饮食起居都是依靠自己，独自生活，等待死亡。她只有在两个儿子家有了什么喜庆事情的时候，才会被像一件物品，一个符号一样被请去出席。）
有学者说，目前我们所处的是一个被围困的社会，乡村，也无疑是面临着被围困的状态。虽然，对于宗法制下的乡村社会，也是存在许多弊端，但我想，作为村民自治的一种形式，或然可以在新的时代中以另一种形式出场，而不是目前这种彻底的支离破碎。
另外说上两句，我无意于要让宗法制的乡村重新死灰复燃，而只是想说，在国家权力已经从乡村社会中退场的情况下，何种力量才能维持或维护乡村的秩序，而不会使得乡村在市场化的经济中坍塌，使乡民的精神世界沦陷成为一地的废墟，并且在废墟上生长出邪恶的花朵来？
礼崩乐坏之时，而求于野。可我们的乡村，也已经满目疮痍了。
时代症候的乡村化体现
中国的乡村，如中国的乡民一样，是以一种懵懂的、甚而是无知而无畏的姿态，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被挟裹着前行。走得是步履蹒跚，看似艰辛异常，可他们的嘴边，也会常常绽放出最质朴的、心愿被满足后的幸福微笑——田里的庄稼不错，外出打工没有被拖欠工资、养的猪没有生病、儿子盖了楼房娶了妻等等。
他们不知道左右之分，也不懂得民主、自由等口号般的诉求，更不知道，在很多时候，他们也被当成一个模糊的整体或一个学术上的符号而被作为争辩的谈资。他们只是安于普通生活的一群人，不祈求登庙堂之高，县级政府的官员，在他们眼里就已经是很大的国家干部，是这个国家的象征和符号了，虽然中央政府每年的一号文件，都会例行公事一般将他们作为问题的对象，可他们并不关心自己的政治权利，也不在乎自己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缺失，他们甚而是更希望政府能够越少打扰他们越好，这些年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农村渐渐处于一种无为而治的局面，除了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还在发挥着某些力量之外——而这在农村也是由弹性的，诸如早婚早育等问题。当然，也不排除有些人是政治的狂热者，拉选票、走关系，虽然，他们更多的是希望能试图通过窃取乡村基层政权的权力，然后以此来谋取私利。
但是，社会嬗变所激发出来的力量，还是在乡村中留下了许多痕迹。诸如跨地域婚姻，隔壁的姑娘在广东打工，然后过年时，带回了一个重庆的小伙子。村上的阿军在上海打工，娶了一个河南的姑娘。村上的另一个姑娘在外谈了恋爱，生了孩子之后，才在过年前回家按照乡村的传统补办了婚礼。“啧啧”，村上的老人们纷纷称奇，当作奇观。可他们并不知道，乡村社会也不再是区域性封闭的组织，而成为了一个流动性人口的载体。所谓的故乡，对于那些在外打工的一代人而言，更像是一个道场，举办葬礼和婚礼及回家过年的地方。
说个例子，邻村某君，通过在县城承包地产工程而发家，颇有财。之后，嫌弃糟糠妻，欲弃之而不得。遂而在县城另购置房产两处，包养两妙龄女子。其妻无奈，只好默许。此事传回乡村，众人闲谈时，皆不以为然，更有羡慕称赞曰：“真乃有本事者也”。
再说一趣例，近年，县城洗浴中心，比肩林立，也如祖国大地一样，春色渐浓，夜莺争啼。因操持风尘生意的姑娘们皆为外省进入，过年时，也思乡情浓，多返乡，留下者甚少。然而，过年打工回乡者，皆有余财，更好显富、斗富，三五朋友相聚，声色场所消遣一番难免，于是听闻某夜在某洗浴会所，有几十余人排队等候三五个姑娘轮流招待的趣谈，更有一掷千金者，以求专享。
还有一个有趣的例子，在我们县，关于火葬制度也开始松动了，只要交个几千元钱，就可以很容易地拿到一个虚假的火化证明。原因何在？原来，县上唯一的火葬场，竟然被政府承包给了一个商人。至于商人么，当然以利益最大化为根本原则，于是乎，也就有了收钱卖证明的现象，这有没有几分《死魂灵》的韵味？
我很多时候说，乡村才是当下中国的一面真实的镜子，至于上海、北京这些名之曰魔都、帝都的现代化大城市，只不过是一面哈哈镜，映照出的只是一个夸张、变形的当下中国。只有从乡村中的那些变化中，你才能捕捉到中国目前处于一种怎样的状态之中。个人认为，在目前的中国，前现代的余音还没有散去，现代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还在路上、后现代的解构与荒诞已经切实发生。打个不恰当的比喻，恰似一个裹了几十年小脚的女人，用上了最新的高科技化妆品，努力装扮成青春年少的姑娘，然后出门就急匆匆地寻找一夜情。
乡村如是，中国亦然如是。
农民富裕之后的思考
这个问题的缘起，应当可以追溯到几年前读书时候所处理的一个思考，就是革命第二天的问题，当然，如果将问题放大，放置到中国的现代化语境中，或然可以与“中国究竟应该向何处去？”这样一个宏大的疑问而联系起来。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拨乱反正地迈向了经济现代化的轨道之后，经过三十余年来的发展，当经济领域的革命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之后，应该怎么办？接下来的路应该怎么走？如果说，三十多年前所开出的“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这个药方针对的是当时的中国之病理，那么，在三十余年后的今天，我们是否还要继续按方抓药？
回到农村与农民这个问题上来，在打工经济兴起了二十多年后（在我印象中，农村开始出现打工的也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在农民逐渐富裕了之后，农村接下来又该怎么发展？是继续一代又一代打工，继续将劳动力当作一种商品而放入到市场经济体系中，然后通过赚回来的钱回村盖楼房、个人消费与享受？或是去县城买一栋商品房，从而完成洗脚进城的身份转变？
我很多时候觉得，农村的问题已经陷入到一种死循环之中，现在农村的问题不再是十多年前李昌平先生上书总理所大声疾呼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阶段，而是过渡到了“农民富裕了之后向何处去？农村又该怎样被纳入到国家的规划序列之中？”，而不是处于一盘散沙的阶段。当然，也听闻有许多地方开始了新农村建设，可似乎不是浮于表面做做文章，就是沦为民怨沸腾的政绩文章。窃以为，农村问题解决的出路，不是要将农村规划的整齐干净，让农村建设成美丽的小城镇，这些都不过是表面的装饰罢了。
这次回乡，发现农民的确开始富裕了，但这些通过打工赚来的钱，几乎都用在了盖楼、买车、娶亲的聘礼或攀比性消费上，而很少是用在教育（农村基础教育之弱，可谓是触目惊心）、医疗（合作医疗就像是久旱逢甘霖——只有两滴）或是再生产上（他们基本上不知道怎样再生产和投资）。如果这样的话，农村将永远是农村，农民永远是农民，中国还将永远是中国。农村问题如果很好地得到解决，或许不仅可以释放出不可估量的能量，甚而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经济和精神面貌。
我对于所谓的“打工经济”很多时候是颇有微词的，因为在我看来，这就是一种劳动力的廉价出卖，是资本对于农民青春的压榨和掠夺式占有，从十五六岁就开始辍学的年轻人到六十多岁仍然在建筑工地、高速公路上做体力活的老人，等他们彻底地老了之后，就会被抛弃，成为市场经济高速发展中的“剩余物”而被遗弃，最后他们还是要回到乡村中养老，等待生命的结束。
窃以为，或然有些不是很成熟的思考可以抛砖引玉。
首先，国家应该积极地参与到对农村的管理中来，尤其是基层政权体系的重建（当然，这其中还要避免基层政权再次黑社会化，村霸化的问题），而不应该像目前一样放任农村与农民在市场中飘摇，而应当在环境、医疗等多个层面对农村进行治理。
其次，基层教育问题必须要得到重视，尤其是启蒙性教育，而不是应试性教育，教育的主导思想应该是怎样做一个人，做一个国民。当然，这又牵涉到师资力量、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在此处，插说两句。对于我而言，我一直认为，教育是改变一个民族的根本。而教育的主导思想应当是开启民智，启迪心灵，培养灵魂。这或许有几分空谈的味道，可我想，没有一百年，国民之性，实难重新塑造。
再次，土地问题的改革可以开始尝试。在一定程度上开启土地私有化，允许在可控制范围内的土地交易。甚至是通过政府租赁的方式鼓励和引导农村的土地开始再次集中、开始农场化的经营（尤其是在北方的平原地区，一家一户的分产到户制度，严重地阻碍了农业的现代化和科技化，比如我们家6人，有三十亩地，分在五处，大小不等），如果政府能引导每个村或几个村成立一个公司化的农场（区别于以前的农业合作社，而纯属现代公司制下的农业公司，不含政治性），以一定的价格从农户手中再承包土地，然后可大大地提高土地的产出值（诸如在种植农作物的选择上可以更好地规划，在种子、农药、肥料以及耕种上都可以更科学，更经济），这个农场性的公司还可以雇佣该村的部分农民作为工人。毕竟目前的分产到户所分到每个家庭下的农田，不仅像鸡肋一样，而且因为弃之可惜，还是吸附了较多的农业劳动力。（每年的收获和播种季节，外出打工的青壮年都几乎都会回去，这也就使得种植作物越来越单一化和简单化，都一季麦子，一季黄豆，因为好打理，省事，而在我小时候，有薄荷、棉花、西瓜、蔬菜等）。
五、城市化的魔咒
细想起来，我在城市中漂泊也有了十余年的历史，先是在省城读了四年的大学，之后又到了沪上，这个所谓现代化的魔都生活了近有七年。按照乡村邻里的说法，我应当算是完成了洗脚进城的“成功转变”，成为了一个他们眼里所谓的城里人。
可没有人知道，在内心深处，我一直没有忘却我是来自于乡村，更有在写文章的时候调侃自己，只是一个来自农村的彻头彻尾的乡逼。虽然在城市里游荡了许久，但在午夜梦醒之时，却恍惚地以为自己仍然是赤脚奔跑在儿时的那片葱翠的麦田至，并大声地叫着姐姐的名字。
几年前，在一片文章的后记中，我曾是如是写到：
“虽然，我曾经到过许多个城市并在城市中呆过许久，但无论是古韵的西安，宁静的合肥抑或是繁华乃至绮靡的上海，这些都不是我的故乡。故乡对于我而言，只有一个，也永远只有一个，那就是生我养我的农村。
生于黄土地，长于读书中，二十年的求学生涯，让我从村子后面的那所破旧的小学走进县城的高中，然后是进入省城，再然后是来到了上海。生命在不停地迁徙，但对于每一个地方，我都是一个过客。悄然地走近，又悄然地离开。
时间总是在不经意间从身边滑过，昨天，幼时的我奔跑在家乡麦田里的情景还藏在记忆的深处未曾锈蚀殆尽，如今，彷徨在这个喧闹的都市街头，流连于光怪陆离到乃至眩晕的商品世界中，我几度迷失？又几度找回自我？一切都似乎在改变，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在烟消云散。伸出手去，昨日的风景早已无处可寻，而唯有乡村给我留下的烙印未曾褪色。
虽然，这烙印在许多时候，在许多人的眼里，更像是奴隶脸上的那块耻辱的印记一样。标识的是我作为一个农村人的身份，被嘲笑或是被轻蔑。但对于我，这烙印却是财富——我宁肯敝帚自珍；是桂冠——我自我进行加冕；亦是于黑夜深处的那一盏灯——唯恐我走的太远而找不到回家的路。”
记忆还是要回到小时候，父亲常常告诫我说，在农村，太苦啦。你要好好读书，跳出农村，成为一个城里人。其实对我而言，我不知道城市究竟意味着什么，也无意于非要按照父亲的法则去生活，但后来误打误撞，或仅仅是因为对于读书的兴趣，而使得我通过读书离开了乡村。
好，个人的抒情完毕，说一点严肃的文字。个人以为，对于农村而言，城市化就像是一个魔咒，有着巨大的召唤力，召唤着父辈一代人去城市里通过出卖身体而换回金钱，召唤同龄一代人甚至是更小的他们也早早就辍学，带着幻想和期望而蜂拥进入城市，并且在举手投足之间把自己刻意地打扮成一个城市人，从衣着的模仿到生活方式的抄袭。当然，我并非是指责，也不是非要固步自封地认为他们不应该这样改变，在许多时候我也认为这种改变是正确的，文明的。
但事情并非是这么简单，这次回去，发现村上有许多人在县城里买了房子，因为农村富裕带来的巨大购买力，而催生了县城房地产市场的火爆。可一套县城的房子就足以成为他们变成一个城里人的凭证了么？我想，只不过是外在的标签罢了。换言之，当城市通过这种方式完成对农村的吸取之后，又给予了他们什么？他们仍然没有被纳入到现代化的体系之中，而只不过被当作商品经济的消费品，与此同时，却带来了农村更大的凋敝和衰败。
也许有人会说，城市化就是现代化不可抗拒的力量所在。或然如此，可城市化不是一个简单的命题，可以通过进城来完成对答案的求解。城市化是一个综合性的文明进程，而不应该是这种单一的式的席卷式的对资源的掠夺。当然，处理这个问题，又不得不面对城乡这一自建国后就被有意制造出来的二元对立鸿沟，就像户籍问题一样。
这节文字写的不是很满意，似乎很多话都没有说清楚，暂且这样吧。今天是所谓的西方的情人节，祝福你们，祝愿天下有情人都能终成眷属，然后朝朝暮暮，琴瑟共鸣。
再多说一句，这几年这些西方的情人节、圣诞节也开始在农村流布开来了。年轻的男女们也都派头十足地开始过起了节日，呵，这究竟是文明的侵袭呢，还是消费主义在作祟呢？或许，也是一种时代的表征吧。
六、农村需要一个整体的进程
虽然，许多学者对当下社会诊断的时候，说这是一个碎片化的后现代社会、其表征之一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诸如信仰、价值体系、道德、社会秩序等等，都在强大的、无处不至的市场经济的摧枯拉朽般地冲击下被瓦解、被重建——即使是以一种畸形乃至夸张的方式。无论对当下的这个时代，持怎样的态度，或批评或乐观、或悲观或做个现实主义者，不谈主义，只谋个人生活的幸福，但无可否认，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们生在这个时代，每个人都无可回避，无论是活在乡村还是都市，抑或是像候鸟一样两地迁徙。
对我个人而言，仍然是认为，在当下的中国，大声疾呼“后现代”的到来还为时过早。中国的问题，不是要解决“现代化的畸变”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所要面对的而是“现代化仍然没有完成”的问题，尤其是对于乡村社会，很多层面的问题，仍然是“前现代的、封建的、小农主义的”。
那么，农村又将向何处去呢？固然在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都提出要解决农村的问题，开出的药方从政治层面的基层民主到经济层面的生产方式的转变乃至合作医疗等等，但农村的许多问题仍然还是老问题。
当然，这个问题也可以放大到关乎中国向何处去，农村问题的不解决，中国何谈现代化之中国？此外，我虽然在文章中许多时候对于市场经济对于乡村社会的冲击持一种颇为批判的态度，但对我个人而言，并不是反市场的，也不是反现代的，恰恰相反，我认为农村需要被保护性在市场经济中、乃至放大到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寻找到自己的位置，诸如在东南沿海的许多血汗工厂中，生产畅销世界品牌的那些农民工兄弟，他们享受到公平的待遇了么？而这个保护性的力量，我只能一厢情愿地寄托于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政府了。
每年一次的回家，所面对的景象，总会让我心生一个疑问“农村是不是城市的殖民地？”，就像十九世纪的印度之于英国的角色一样，成为劳动力的输出地和商品的倾销地。无可否认，相比较于我小时候所生活的农村，现在农村的确是富裕了、农民的生活是得到了改善，但与此同时，农村更空巢化了、农村的生态环境更差了、治安更乱了、农民更不爱农村了，农民的观念更拜金了、农村也碎片化了，黄赌毒了、每个人都成为了漂浮的个体——不知道是国家抛弃了他们，还是他们抛弃了国家。
我无意于带着悲观主义的眼镜来看待农村，看待我故乡所发生的一切，我只是想知道，下一代的农村孩子是否还会重复我父辈一代人的命运？从打工一代到打工二代，乃至三代四代。农业不需要这么的劳动力，他们又无法完成产业工人的身份转变，那么，他们的未来在哪里？城市并不是他们梦想实现的乐园，农村又不是他们所眷恋的故土，在青春的身体被消费了之后，他们又将归于何处呢？
有人说，农村和农民的这种境遇，是现代化的一种原罪，也有人会说，这是中国的客观实际国情所必须要直面的问题，更有人会说，上帝的归于上帝，凯撒的归于凯撒，无需要杞人忧天，谈论所谓的救赎之路，都是荒唐可笑的，是书生意气的，他们会说，不也是有许多农民在这三十年间的市场风云中获得了极大成功，成为显赫一方的富豪么？
是的，所有的理由都看上去是可以成立的。可我们无可否认，更多的农民正在沦为这个社会的底层，成为现代化中国在狂飙突进的道路上，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过程中的“剩余物”，当城市的中产阶级们在思考如何移民海外的时候，来自农村的他们却在城市中从事着最底层的工作或在矿井下、建筑工地上、高速公路边挥洒着汗水，除了一份薪水之外，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社保体系，也无权让自己的子女享受城市中的教育。城市的房价，更是让他们不敢去奢求和企及。他们没有文化、也没有技术，甚至对于车水马龙的人群、车群、对灯火霓虹的高楼还有一些恐慌。他们只想能多挣几年钱，积攒起来，然后回家盖两层小楼，或是在县城里买一套房子——很多时候，他们也在纳闷“为何钱越来越不值钱了？自己辛苦积攒几年的工资为何购买力下降了？”，他们不知道经济在通胀，CPI每月都在在上涨。他们存在银行的钱，每年都在贬值，在不知不觉中被蒸发掉了，从这个层面而言，他们又被无情地剥削了一次。（有一次与一个玩资本的人聊天，他说，难怪农村越来越不景气，农民相对更穷了，因为钱如果不流动起来，不变为资本，不增值也就无法保值，就会贬值。）
所以，农村的问题的解决，需要一个整体性的进程，而不单单就是让农民钱包富裕起来这么简单。这个整体性的进程，也是现代化的进程，也是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所必需要面对的问题，如果把中国比作一条大船，那么怎样才能让农民从这艘船的“纤夫”变为“乘客”呢？
欲新国家，先新国民。欲新农村，先新农民。欲新农民，当先从教育、从孩子抓起。希望又三十年之后，大江南北、地不分农村与城市，人不分农民与城里人，一切的都是中国的、现代的、文明的、富强的。
后记
这篇文章，写到此，或许也该结束了。至于我，也仍然要在都市中谋求生活，明年过年的时候，还会返乡，去看望我的父母、我的爷爷奶奶，看望亲朋故旧与乡邻。
父母常满怀希望地对我说，什么时候能够在城市里混得好了，然后把他们也带到城市里去。我无力地笑，我说，城市的生活并不如你们想象的那么美好。或许在将来有一天，我也会回到这片土地来生活的。
年后的一天，我与父母去田间散步。父亲指着我家的一块麦田说，将来你爷爷奶奶去世之后就安葬这里，并说他们也会安葬在那里。我说，好，我也要安葬在这里。
说到返乡，不仅是一次省亲之旅，更像是一次灵魂的洗礼。每当走在乡村的道路上，就会觉得大地在脚下延伸开去，而我与这个世界是真实地在拥抱，从城市中所携带的喧嚣开始在宁静的乡村变得安静下来，慢慢地下沉，沉到内心的最底处去。纵然，回到城市之后，仍会再起几分涟漪，散开，并形成一个漩涡。
断断续续地也是写了四年的关于农村的文字，至于当初的缘起，只是因为我所看到的故土不是我所希望的样子，固然用“触目惊心”来修饰有些略有耸人听闻，但我想，农村应当可以更好。故乡不应该沦陷，而应该成为一个安置灵魂和心灵的地方，故乡不应该凶猛，而应该是温柔的、有着冬日阳光的温暖和春日微风的柔和，微笑地面对着每一个返乡的子民。
旧历春节的鞭炮声已经很远了，春运的凶猛大潮也归于了平静。农村的父老乡亲和兄弟姐妹们也像细沙一般，散落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各自谋者各自的生活。
希望大家在2012年里都能安好。好好地工作，关爱身边每一个人，祈愿你们都能健康、幸福。
纵然这是一个并不那么好的时代，我们仍然要活出一些尊严来，心怀慈悲，微笑地面对周遭这个世界，不愤懑、不哀伤、不迷失、不绝望。
祝愿悲观者可以于这苍凉的现实中看到希望，有希望者可以更有力量奋勇地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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