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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时间： 2013年11月6日11:23
新闻正文：

今年4月，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Ban Ki-moon)造访白宫，跟奥巴马讨论了叙利亚的化学武器、巴以和平谈判，以及气候变化问题。这是一次亲切友好的例行交流。

　　美 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简称NSA）仍然提前开展了工作，窃取了潘基文在这次会晤中的谈话要点，之后还将此事作为“行动亮点”，在每周的内部工作汇报表上大加炫 耀。就算奥巴马看到了NSA那条无关紧要的提示，也很难想象这能给他在一场友好交谈中提供何种优势。（白宫不愿透露奥巴马是否读了那些要点。）

盟友和监听对象。9月，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二十国集团的其他领导人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他的旁边是巴西总统迪尔玛·罗塞夫（左）和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

　　但这件事象征着NSA运转几十年来，一直遵循的一项原则：如果能以任何方式监控一个外国目标，只要这个目标具备任何能够想到的用处，无论这种用处是现在的还是将来的，NSA就应当监控。毕竟，美国情报官员揣测道，谁能发现呢？

　　数 以千计的机密文件，勾勒出了NSA“电子杂食动物”的形象，它拥有惊人的能力，可以在世界各地进行监听、实施黑客攻击，窃取各国政府和其他目标的秘密，同 时守护着自身运行的保密性。NSA会习惯性地监控盟友和对手，最近几个星期以来，这一点已经变得很明显；该机构的官方任务清单显示，它利用监控手段在法 国、德国等盟友面前取得“外交优势”，从日本、巴西等其他国家那里取得“经济优势”。

　　巴西总统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f)得知自己受到NSA监听后十分愤怒，今年9月，奥巴马站在她身旁时显得局促不安。从那时起，这样的抗议就层出不穷，包括欧洲联盟 (European Union)、墨西哥、法国、德国和西班牙。尴尬的美国官员开玩笑说，很快就会有外国领导人抱怨NSA没有监控他们，让他们感觉受到了轻视。

　　美 国国家情报总监小詹姆斯·R·克拉珀(James R. Clapper Jr.)一直把这种抗议称为厚颜无耻的虚伪表现，因为那些国家自己也在开展间谍活动。但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他承认NSA的监控活动，就规模而言与别国大 为不同，毕竟该局拥有3.5万名员工，每年经费有108亿美元。他说，“毫无疑问，从实力来看，我们可能会让地球上其他所有机构相形见绌，也许只有俄罗斯 和中国例外。”

　　自从爱德华·J·斯诺登(Edward J. Snowden)从6月开始公布NSA的文件以来，持续不断的爆料已经引发了自NSA在1952年成立以来，有关其使命的一场最广泛的辩论。人们对美国最 大情报机构NSA的审视，引发了一场关于其宗旨和正当性的危机，白宫已下令对国内和国外情报收集活动进行审核。虽然大量注意力都集中在NSA是否侵犯了美 国人的隐私上，比如国会和另外两个审核小组就正在调查这个问题，但其他各国对美国监控活动表达的愤怒，已经引发了影响更为广泛的问题。

　　如果 行动的秘密性不再能得到保证，在外国开展监控活动的政治风险在什么时候会超过情报所带来的利益呢？很多外国公民现在使用美国的电邮和互联网服务公司，他们 的隐私是否应该得到保护，不让NSA染指？美国互联网巨头与NSA的合作，无论自愿与否，会在国际市场上损害它们的利益吗？NSA破坏加密手段的秘密活 动，是否让互联网变得对所有人都不那么安全了？

　　情报史学者马修·M·艾德(Matthew M. Aid)在2009年写过一本关于NSA的书，他说，充满敌意的质问从四面八方朝NSA袭来，这样的情况是过去没有过的。

　　“从NSA的角度来看，这是一场灾难，”艾德表示，“每次出现新的爆料，NSA需要受到遏制的想法都会更加深入人心。这会造成政治后果，也会在行动层面上产生后果。”

　　英 国《卫报》(The Guardian)向《纽约时报》分享了斯诺登取得的大量NSA机密文件。通过对这些文件进行审阅，可以对NSA的文化和在全球的运作，得到详尽的了解。 （在NSA的要求下，《纽约时报》隐去了一些细节，因为官员说它们可能会影响情报活动。）NSA似乎在监听全球每个角落，收集每一条电子信息，无论它有多 微不足道，只要能增进美国政府对世界的了解就行。对某些美国人来说，这可能是一种安慰，但对于其他一些美国人以及外国人来说，这显示着NSA已经失控。

　　奥巴马和高级情报官员为NSA进行了辩护，称它在防止恐怖袭击方面发挥了作用。但正如泄露的文件显示的那样，反恐只是NSA拿出的一则误导他人的狭隘“卖点”。该局的议程几乎没有任何限制，它的规模和侵略性令人震惊。

　　NSA 的Dishfire数据库（NSA的所有活动都有一个代号）存储了很多年里全球各地的短信，目的只是以防万一；它的Tracfin数据库收集了大量的信用 卡购物信息。在约旦的一家网吧里假装发短信的家伙，可能正在使用一项代号为“极地微风”(Polarbreeze)的NSA技术，入侵附近的计算机。

　　在 NSA的全球电话簿项目上，投资再大也不嫌大。这个项目的宏伟目标是：“完全掌握”在通信网络上传送的外国情报。但对于一个政府机构来说，它的语气也惊人 地说教。这也许是为了反击任何“监控是见不得人的勾当”的观念，他们把信号情报，或称Sigint，即电子拦截技术的术语，描述成了一种崇高的工作。

　　“信号情报专业人士必须占据道德制高点，即便在恐怖分子和独裁者利用我们的自由之时，”这份计划宣称。“我们的一些对手为了推行他们的任务会不择手段，会运用任何说辞，但我们不会。”

　　由斯诺登取得并分享给《纽约时报》的NSA文件有数千份，时间大都在2007年至2012年之间，这些文件是约5万份主要关注英国情报机构政府通讯总部（Government Communications Headquarters，简称GCHQ）的文件的一部分。

　　NSA及其在政府高级官员中的辩护者表示，这对美国的安全及其世界地位十分关键。这些高级官员依赖NSA的机密报告。他们提出，被挫败的恐怖袭击阴谋、被追踪到的核武器扩散活动，以及外交官们掌握的信息都能证明这一点。

　　然 而斯诺登发布的文件有时似乎也突显出，即使有详尽的情报资料，单靠情报本身，能做到的事也很有限。NSA在阿富汗进行了地毯式的监控，按照这些文档的描 述，监控范围既涵盖政府官员，也涵盖塔利班第二级作战人员的巢穴。但在科技水平低下的敌人面前，NSA的监控并没有帮助美国取得明确的胜利。在叙利亚聚集 化学武器之时，NSA也一直在进行追踪，但该局了解的情况并没能避免今年8月大马士革郊外发生的血腥屠戮。

　　许多知情人士透露，每天清晨在“总统每日简报”中提交的情报摘要中，有超过一半是NSA提供的——这项指标说明了美国间谍的成功。

　　这 就构成了一种不要漏掉任何事情的压力。再加上有充足的预算，而且几乎不会受到公众关注，其结果就是激进的监控。而这种监控有时候会导致NSA与外国情报监 视法院（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Court，简称FISA）产生矛盾。FISA是一家联邦法院，监督美国情报机关侵犯美国人隐私权的行为。

　　在9·11袭击之后资金大增的情 况下，NSA规模扩张而且更分散化。在位于马里兰州米德堡的总部之外，还在乔治亚州、德克萨斯州、科罗拉多州、夏威夷州、阿拉斯加州、华盛顿州和犹他州修 建或扩建了大型设施。NSA的情报人员还在位于英格兰、澳大利亚、韩国和日本的主要海外情报站，海外军事基地，以及位于美国驻外使领馆中供“特情收集处” (Special Collection Service)使用的隐秘房间里开展工作。

　　NSA通过综合运用胁迫、秘密监控和法律手段，已经将美国的互联网和电信企业转变为搜集情报的伙伴，在其设施中增加过滤器，向它们传达法院的命令，在软件中建造后门，并获取用于破解其加密信息的密钥。

　　但 尽管美国企业经营的网络规模庞大，那也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几十年来，NSA与所谓的“五只眼”(Five Eyes)中的其他四方共同承担着监控责任，即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信号情报单位。NSA还与更多的其他国家开展有限的合作，包括称为“九只 眼”、“14只眼”的非正式合作安排，以及北约(NATO)成员国26个国家情报机构间的合作机构Nasci。

　　现在在发达国家，大多数家庭和政府机构都有个人电脑、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黑客行为已经成了该机构内不断扩大的领域。

　　斯 诺登披露的部分文件描述了“针对性访问行动”（Tailored Access Operations，简称TAO）所获取的信息。NSA内部这个名字一本正经的部门，负责攻入全世界的电脑，窃取其中的数据，有时候还会在其中植入间谍 软件。TAO越来越重要，部分原因在于它能让NSA绕开加密，在写入或读取信息的时候就将其捕获，那时信息还没有经过编码加密。

　　而NSA尖 端的“进犯分部”(Transgression Branch)是在2009年为了“发现、理解、评估和利用”外国黑客的工作而建立的，该部门悄悄地在目标电脑被侵入后，搭其他进犯者的便车，就像是小偷 跟在其他入室盗窃的人身后游逛，趁机钻进捷足先登者打开的窗子。

　　NSA前监察长乔尔·F·布伦纳(Joel F. Brenner)说，许多批评都是不公平的，反映了人们对间谍行动中的现实政治有天真的想象。他说，“NSA之所以受到猛烈抨击，是因为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得太好了。”

　　但是布伦纳补充说，他相信在NSA内部“政策已经跟不上技术发展的步伐了”，而且在一个间谍行为很可能会被暴露出来的时代，“例行性地把最紧密的盟友当目标，政治上很糟糕，而且很愚蠢”。

　　另 一位前内部人士更担忧的是这个规模巨大的机构在国内构成的潜在危险，而不是外国领导人的敏感反应。前NSA高级官员威廉·E·宾尼(William E. Binney)转变成了尖锐的批评者，他表示，对于针对外国目标，如巴西总统或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他没有什么看法。“那基本上是每个政府都在做的事，”他说。“那是外交的基石。”但是宾尼说，如果没有新的领导层、新的法律，以及从头到 脚的改革，NSA就会构成一种“随时转变为极权主义”的威胁——有能力把它现在主要针对其他国家的巨大实力，转向美国大众。

　　“我想这已经在发生了，”他说，“我们必须阻止。”

　　鲍 比·R·英曼(Bobby R. Inman)曾在1977年至1981年间担任NSA局长，在他任内NSA也经历过一段动荡时期。无论可能实行怎样的改革，英曼都为他曾经供职的这个保密 性极高的部门，提出了一个当下可以采取的极端举措。“我的建议是，把所有你认为斯诺登拿到了的资料公布出来，”他说，“这样做肯定会极大地冲击NSA，但 坏消息掩盖再久也是坏消息。越早公布出来，把它抛诸脑后，就能越快地开始重建。”

　　翻译：王童鹤、土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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