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外媒体报道，随着手机技术的快速发展，手机公司乃至政府部门能够利用手机获得的数据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涉及隐私权，政府部门是否有权对国民手机及通话 内容进行监控？监控应以何种方式进行？应控制在哪种程度？此举是否会违反第四修正版隐私保护法案？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当今最热门的话题和急需解决的问题。

　　《华尔街日报》周六刊登了一篇相关的评论文章，分析了这些问题的现状。原文如下：

　　4月份在美国马里兰州舍维查斯的卡地亚商店（Cartier）发生了一次厚颜无耻而又迅速的抢劫案。几名嫌疑犯从商店里抢走了13块总价值约为13.1万美元的手表，迅速跳进了一辆预先准备好的汽车里，然后很快就融入了车流之中。这是美国警方和联邦调查局一直未能侦破的十多件类似案件中的一件。

　　但是案件在最近几周出现了一些变化。联邦调查局逮捕了两名嫌疑人。联邦调查局从德国电信旗下的T-Mobile USA和Sprint Nextel公司调出了一些电话记录，那些电话跟踪记录表明，抢劫发生的时候，那两名嫌疑人正好在卡地亚商店附近。而且联邦调查局还指出，当警方在接到报案后追捕逃逸的嫌疑人时，上述两名嫌疑人的手机也正好在沿着相同的路线快速移动。

　　这类信息是最近媒体热议的话题。此前，国家安全局（NSA）的一位承包商透露了国家安全局的一项手机数据搜集计划。这份计划从未被用于正在进行的抢劫案调查中，但是概念是一样的。所谓的元数据代表着大多数美国人每天在生活中留下的数字踪迹中的一项元素。每一项单独的元素似乎都无足轻重，但是一旦被综合在一起并进行分析，那些数据就会成为警方和情报机关最有力的调查工具之一。

　　那些数据并不包括通话或电子邮件的具体内容，但是除此之外的一切信息似乎都被包括进去了，包括手机的型号、电子邮件的收信人和发信人等等。调查人员可以通过追踪元数据找到嫌疑人所在的位置，具体到哪一栋建筑物的哪一层楼。他们还可以绘制出被调查对象的社会关系图，甚至了解到被调查对象的联系人的社会关系图。

　　通过向美国电信公司发出秘密的法庭命令，国家安全局可以获得与被调查对象在美国境内所打的一切电话有关的元数据。随后国家安全局又可以以反恐怖主义调查的名义要求电信运营商提供那些通话的内容。据说国家安全局已经利用这种方式狙击了恐怖主义分子在美国及境外密谋的数十次恐怖主义袭击计划。但是反对方认为国家安全局的这种做法侵犯了公民隐私权。

　　据安大略大学的数字隐私专家特雷西安科萨（Tracy Ann Kosa）称，普通的智能手机用户会通过电话、短信息和其他活动提供将近100个技术性很强的数据。这些信息包括：手机与手机信号塔连接的时间、手机与手机信号塔的相对方位、当时的信号强度等等。

　　科萨称，大部分数据本身都是不重要的，当时所有的数据综合到一起，就非常重要了。每一个数据就象是一个单独的脚印一样。

　　如何使用这些元数据的其中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针对已经退休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进行的罪案调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大卫彼得雷乌斯（David Petraeus）已经因为婚外情曝光而宣布辞职。

　　据美国执法部门的官员称，联邦调查局在探员们在对一次跟踪投诉进行调查的过程中获得了发送威胁电子邮件的发信人所在的位置信息。联邦调查局探员发现发信者曾经在多家旅馆利用不同的电脑发出过电子邮件，随后探员要求那些旅店提供曾在那段时间使用过商务中心的入住旅客的名单，很快他们就发现了宝拉布罗德维尔（Baula Broadwell），她是彼得雷乌斯的传记作者。联邦调查局利用那些数据向法庭申请对布罗德维尔的电子邮件帐户实施监控。探员们很快就从她的电子邮件中发现了她与彼得雷乌斯之间的婚外情。

　　接到那些骚扰电子邮件的坦帕社交名媛吉尔凯丽（Jill Kelley）在随后对联邦调查局提出的一项诉讼中表示，探员们去年6月从她接到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获得了一个IP地址，联邦调查局的调查是在那之后展开的。联邦调查局表示，它已经结束了追踪调查，最后并未提出任何指控。

　　美国执法机关的一位官员表示，彼得雷乌斯的案件不应该引发侵犯隐私权的问题。他表示，执法机关必须有一个明确而具体的调查目的，才能搜集和查阅元数据。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情报部门和执法机关一直在调查中使用元数据。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经常通过搜寻恐怖主义分子嫌疑犯的口袋里的垃圾来找寻各种有用的线索，然后再把那些有用的信息比如电话号码提供给国家安全局。

　　联邦调查局以前的一些官员称，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已经开始了，恐怖主义嫌疑人经常更换手机SIM卡或手机ID卡以迷惑情报机关。美国遇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分别监控手机和手机SIM卡。

　　联邦调查局的一位前高级官员称：“你不断地拉线，它是很关键的内容。在每一个重要的恐怖主义活动或抓捕活动中，元数据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某些最重要的元数据比如手机的位置信息会对着手机信号塔的覆盖范围而有所不同。在乡村地区，一个手机信号塔发射的信号也许要覆盖很大一片地区，但在都市地区，手机信号塔服务的范围要相对小一些。

　　宾夕法尼亚州大学的工程学院教授麦特布雷兹（Matt Blaze）去年对国会称，在2010年时，为一栋写字楼的某一层楼服务的蜂窝基站的数量要等于或大于标准手机信号塔的数量，随后继续逐年增长。

　　元数据的增加改变了情报机关利用国内数据进行调查的方式。以前，调查人员必须按照各种法律标准去收集数据，比如将他们想要获得的数据与特定嫌疑人联系在一起。

　　按照国家安全局的手机数据搜集计划，政府机关无需具体的调查需求就可以搜集国内手机元数据。但是政府当局称，训练有素的分析员只会搜索与恐怖主义调查有关的元数据。

　　曾为布什和奥巴马政府服务的国家安全隐私事务首席律师蒂莫西埃德加（Timothy Edgar）称：“情报机关基本上会将分析的标准确定在最适宜搜集的标准上。”

　　埃德加说，越来越精确的地理定位数据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担忧，他们担心此举可能会违反第四修正版隐私保护法案的规定。一旦可以确定某人位于某栋建筑物内，如果想要对他进行更密切的监控，通常需要申请授权。

　　奥巴马政府的官员称，国家安全局的计划也包含了隐私保护方面的限制条款。政府部门必须有合理的质疑才能搜索数据库，质疑的基础是“与国外恐怖主义组织有关”。只有获得外国情报监控法庭签发的搜查令之后，才能对通话的内容进行监控。

　　据知情人士透露，某些有用的元数据并不会在手机公司保留很长的时间。这就是法庭命令为何要求手机公司坚持每日提交信息的原因。

　　支持国家安全局这项计划的人指出，最高法院已经做出判决，认为公众对于他们提交给第三方比如电话公司的信息的隐私保护预期是不合理的。但是上述判决是在1979年作出的，当时手机还没有问世。而且，自从国家安全局的手机数据搜集计划在新世纪之初全面启动以来，手机技术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主任杰里米巴什（Jeremy Bash）称：“从某一方面来说，这确实会让政府能够从电子角度来追踪你，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即便情报机关的探员在现实中去跟踪你，他们也不需要获得授权。”

　　巴什补充说，是否应该因为元数据而加强对第四修正版隐私保护法案的审查，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合理的问题，因为与以前相比，现在的通信技术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他说：“收集和保存的大量电子消费者数据也许会接受更高层次的司法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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